11月27日，马里恐袭事件中遇难的三位同胞遗体，回到了祖国。

　　祭奠逝者的同时，我们不容忽视这样的现状：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深入，越来越多前往非洲的中国企业，也承担着愈发严重的安全风险。多名参与过援建工作的国企员工向搜狐新闻当事人栏目讲述他们的故事：不仅面临战乱的威胁，还要经历疾病困扰、政局的腐败以及孤独的考验。

　　祭奠逝者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还有更多的同胞在非洲默默付出。这条援建之路，仍任重道远。

　　勇敢地“走出去”

　　韩峰至今心有余悸——他与非洲的告别之行，因一场变故蒙上阴影。

　　这位常驻西非的央企员工刚刚回到中国，此时正直西非局势动荡。就在他筹备回国之际，马里首都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劫持事件，三名中国同胞遇害。

　　事发时，中铁建国际高管周天想、王选尚和常学辉三人，正在酒店大堂与马里高官讨论某铁路基建项目事宜。突然，恐怖分子破门而入，对人群进行扫射，三人不幸中弹身亡。

　　此前，马里国内为三名遇难者举行了一场规格罕见的遗体告别仪式。马里总统在悼辞中说：“感谢，为你致上真诚而悲伤的哀悼，中国，伟大的中国，马里永远的朋友。”

　　11月27日中午，三名中国遇难者的遗体被运回首都机场，这是他们与亲人的最后一面。然而就在接下来的两天，联合国驻马里维和部队遭到炮轰袭击，喀麦隆发生两起自杀式炸弹袭击——恐怖主义阴云笼罩非洲大陆。

　　悲痛之余，一组数据不容忽视。截止2014年5月，已经有700多名中国人在援建非洲的过程中身亡。而中国企业的海外遇袭事件中，60%以上发生在非洲。目前，中国在非洲的援建、投资项目已达千余个。2014年中非贸易额已超过2200亿美元，是所有大国对非贸易中体量最高的。

　　继支援东欧各国、恢复联合国常任席位前支援非洲之后，这是中国第三次大规模地“走出去”。有业内分析称，此举将有利于扩大中国产品市场以及消化国内过剩产能。

　　BBC（英国广播公司）于2011年推出的纪录片《中国人来了》中，则意味深长地描述：英国几十年前在非洲控制的矿场，变成中国企业所属；而当年为英国人修建的歌舞厅，也被改造成中国工人的羽毛球馆。

　　这些市场却往往是最危险的。据工程科技新媒体《道路瞭望》分析，因非洲一些优质市场被西方前宗主国们占据、瓜分，起步晚的中国企业需要前往西方“看不上”或“不敢去”的地方——“这就要求有一大批勇敢的人”。

　　作为亲历者，韩峰等人对这项宏大的国家战略，有着更为细致和复杂的体悟——他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勇气。

　　疾病、战乱与更可怕的孤独

　　援建安哥拉的本格拉铁路期间，中国工程方立下一条保命的规矩：走路一定要踏着别人的脚印。

　　这个正经历战后重建的国家，一度埋着1000多万颗没有引爆的地雷。本格拉铁路沿线，是战争最胶着的地带。每向前修一米，当地排雷局就要进行一次排险——即使这样，还是挖出了数百颗漏排的地雷。

　　几年前施工中，一位名叫王权的47岁铁道老兵，不甚轧到反坦克雷，在爆炸中重伤身亡。“当他眼中的光渐渐消失时，眼睛仍努力往祖国故乡的方向看。”

　　据中石油苏丹项目的管理人员透露，中国工人有着难以想象的吃苦韧性：最紧张的时候，冒着非洲的炎热，从早5点干到晚11点，有时候一周不间断。晚上回到集装箱做的屋子里，没有任何娱乐，像个机器。“唯一的乐趣就是今天挣了多少美金，孩子学费还差多少”。

　　来自加拿大、马来西亚的同事，享受动辄上万美金、干一个月休一个月的待遇。中国工人只能拿到1500美金，而且要工作一年才能休息一个月。

　　与基层工人相比，行政人员唐杰在非洲学到的第一课则是：如果遇到抢劫，反抗是最没有意义的事——对方要什么，你就给什么。

　　2014年初，他作为某国企员工，来到喀麦隆参与当地大型水厂的建设，他的初衷是“想锻炼一下自己”。这位27岁的年轻人很快发现，自己并未做好充分准备。

　　公司营地的治安状况不容乐观。天黑后，没人敢出门，购物也要十几个人结伴。但女员工宿舍还是发生了险情：有小偷直接撬开房门，拿着刀，逼着屋里两个女生交出所有的首饰和财物——“跟本不在乎被别人发现”。

　　当地经常举行游行示威，往往会演变为骚乱，“中资企业应该都经历过被当地人冲进营地洗劫的遭遇”。因公务去偏远地带，公司会雇当地宪兵陪护。但直觉告诉他，“真遇到什么危险，宪兵会比我跑得还快。”

　　另一方面的困扰来自疾病。“如果没打过摆子，就等于没去过非洲。”唐杰说。“打摆子”就是疟疾。他的一个同事几乎每月都犯一次疟疾，“疼得死去活来”。

　　当地的毒虫中，最出名的叫作芒果蝇，会把卵产在没晾干的衣服上，幼虫钻进人的皮肤。唐杰曾在医院目睹医生从同事后背挤出白色幼虫的过程。

　　这一切，唐杰和同事们都熬了过来。与可见的风险相比，他们更怕孤独。

　　几年前，一位长年独自驻守在热带雨林的同事，回国后出现了沟通障碍。他最终再次回到雨林里独自工作，“碰到人连话都不怎么说”。

　　近一年时间里，唐杰没有回国，“准确来讲，是差5天就满一整年”。因工程紧张、人手不够，他索性待到了项目结束。中国员工偶尔会举办小型的聚会，一次有位同事喝几口酒，翻出手机看着看着就哭了——那是他几个月大的孩子照片。

　　那一年，因时间和距离，唐杰与女友分手了。

　　“中国速度”遭遇“非洲特色”

　　“我个人觉得，公司甚至就没打算赚钱。”唐杰称。

　　但他们还是要与“狡黠的非洲朋友”进行反复博弈。他们负责的喀麦隆水厂项目，所有资金都由中国提供贷款。“水厂是极为重要的民生设施。”他说，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在这里的影响力，也是一项纯援助项目。

　　关于应按“世界通用条款”还是“中国条款”来落实，双方一度陷入僵局。唐杰解释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只是对方为获取更多利益而进行博弈的手段。

　　“世界”与“中国”的分歧，体现在更多领域。

　　很多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后，仍保留了西方的制度框架。据《凤凰周刊》报道，2014年，耗资38亿美元、受到高度重视的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因肯尼亚政府财政短缺、无法发放征地补偿款，遭到当地居民的激烈“抗拆”。“时间紧、任务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中方承建企业，只能客客气气地跟每一户居民谈补偿。然而，肯尼亚著名的“遗产屋”（收藏着非洲各国的艺术品）主人就是不同意，引发了广受关注的“遗产屋之战”。

　　在肯尼亚媒体的铺天盖地的报道下，“对当地法律环境显得十分不适应”的中方企业，只好修改了线路。这还不算，因居民的起诉，他们还多次被告上法庭……。

　　而在劳工权益保障详细的限定，一度让中国企业“雇不起”非洲工人。中石油驻苏丹某石油项目中，中方管理者因一位黑人司机旷工，扣掉了他当月的工资。结果，警方竟然要来逮捕中方负责人。当时的报道称，旷工问题不能仅用用工方判定，还需要复杂的证明程序。详细的用工条款，导致当地人不来上班，中方也难以约束。“说白了，在这里的中国员工的福利待遇连非洲人都不如。”

　　赤贫的环境也是一大障碍。韩峰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国内一手机企业的销售，试图在非洲某国打开市场，但那里没有基站，有手机也没法用，这位工作人员生生靠着说明书和模棱两可的技术基础，帮助改国盖起了好几座基站……

　　而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动荡的政局。“在多哥，我们有一个谈判了近三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才得以动工的项目。但现任政权突然被推翻，新政权并没有合作的意愿，最终只得停工。”唐杰介绍。因为政权更迭问题导致的项目流产，令很多中国企业既头痛又无奈。

　　而参与西非某国铁路建设项目的朋友告诉唐杰，他们曾提出修建一条快速铁路，但被该国政府的官员拒绝了——他们担忧，火车速度越快，一旦被反政府武装劫持，很快就会打到首都来，都来不及防备。

　　“所以他们要求，速度慢一点，能到就行。”

　　再见，“非中国人建造”与“阿里巴巴”

　　中国在非洲遭遇的一些“水土不服”，引发了一些值得深思的。

　　马里遇袭事件发生后，业内有人评论：中铁建国际三名高管前往马里拓展业务，除了安全方面的隐患外，是否还“充分考量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与经济运行规律”？

　　有知情人士向搜狐新闻透露，不排除在业务压力下、开拓新市场的动因。该知情人称，中铁建国际的母公司中国铁建旗下，共有三家涉及非洲工程项目的公司，设计领域、涵盖范围互有交叉，内部的同质化竞争比较激烈。

　　韩峰认为，部分企业在推进方式上，确实存在冒进和粗糙的问题。早年间，安哥拉安达罗尔街头，曾出现过这样的广告：“本小区非中国人建造”——那是一家巴西建造的高档小区。很多战后重建的非洲国家，涌入大量中国企业，但也出现了粗制滥造的问题，这一度影响到了中国人在非洲的形象。

　　这个故事，也成为很多中国企业后来不断提及的警钟。

　　一些长年执政的非洲政权，内部也存在一定的腐败、官僚问题。这导致援建工程完成后的长久维护成为痼疾。

　　作为迄今中国最大援建项目之一的坦赞铁路，是中国于1970年代兴建，耗时近10年。59名中国专家、工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可以说这条铁路是中国人的命换来的”。但2009年，坦赞铁路管理局宣布，因前任局长管不当，造成铁路内外偷窃严重、腐败成风，目前已负债6000万美元，面临破产。

　　对此，社科院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曾表示：“我们长期以来对非洲援助实行‘交钥匙’工程，即建成后转交当地管理……项目的后续发展难以为继。中国还有一些援助项目，如农场，交付之后过些年就干脆完全不见了。”

　　曾有亲历者发网帖称，援建埃塞俄比亚某工程项目时，常听到当地人称他们为“阿里巴巴”——意为“盗窃者”。对此，韩峰解释，一些援建项目的贷款，并非直接交予当地政府，而是要与指定中国企业签订合同，再由这些企业在当地完成建设，“这也会造成一些当地人的不理解。”

　　“随着双方友谊的加深，小部分的误会，终将会化解。” 唐杰称，“大部分非洲老百姓非常欢迎中国企业的到来——因为他们渴望已久的民生问题，确确实实得到了改善。”

　　不可否认，这条援建之路还任重道远。自1956年开始对非洲国家进行援助的几十年里，中国从未附加过任何政治条件，也从未因恐怖主义的阴影而停下脚步。

　　正如遇难者周天想的校友在悼词中所说：“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怕过，更不惧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你的离去，更坚定了我们捍卫和平与发展的勇气与担当。”